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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档案中的杭州知青资料。
    袁敏历时一年终于找到了档案。

      当六本泛黄的档案从一堆被废弃的文件中被翻出来时,袁敏只有一种感觉:激动。她掏出手机,快速地一页页翻过,拍照,仿佛耽搁一秒,这些档案就会从眼前消失。

      袁敏是浙江省作协副主席、作家、资深出版人,这6本档案中记载的是50年前,插队到黑龙江富锦的1000多名浙江知青。

      今年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50周年,50年前,那场席卷全国的运动,改变了全国1600万年轻人的命运。

      袁敏关于知青档案的这次寻访,前后花费了近一年时间。这6本几近失踪的珍贵档案被她重新打捞出来,它们印证并记录了那一代浙江年轻人上山下乡的历史足迹,而这么完整的知青档案,也是袁敏从未见过的。

      本月,最新出版的《收获》杂志上,随着袁敏开设的专栏面市,她向钱报记者独家透露了这批档案浮出水面的过程。

      记忆中的知青档案

      厚厚的档案上,每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故事。在袁敏的追访中,这些故事随之浮现。

      对袁敏来说,关注知青这个群体,并非一时兴起。

      早在30多年前,袁敏就曾发表过和知青有关的小说《深深的大草甸》。故事主人公的原型就是袁敏姐姐的中学同学,一位插队落户在北大荒的女知青。

      “这只是一个知青的故事,她的背后是一个群体,我想用文字记录他们的故事。”袁敏觉得那一代人的青春不应该被淹没。

      袁敏的寻访是从当年的富锦兴隆公社开始的。为了创作,袁敏也多次去过当地。“寻访开始前,不断有人向我提到有一份知青档案。”第一位向袁敏提及此事的是一位叫于小平的杭州知青,他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全军模范红九连的副指导员,当年也是兴隆公社的插队知青。

      “他因为办理退休,需要一份证明知青身份的材料,这样才能计算工龄。他辗转找到一份当年的知青登记表,托人复印了写有他名字的那一页。”看到于小平发来的这张复印件照片时,袁敏一下子被击中了,“上面记载的个人信息很全,最后一栏是‘有何政治问题’,一页上大概10个人,每人的这栏上面都写着父母有各种问题,比如叛徒、特务、大右派等,都是各种政治帽子。”

      那一刻,袁敏感到了历史的某种荒谬。直觉告诉她,这样的记录应该不只这10人。不久之后,第二个人印证了她的推测。

      一位留在东北的杭州知青,七八年前也受人之托,找到过这样一份知青登记表。“这位知青说当时他费尽周折,才在富锦劳动就业局一个废弃的铁皮柜里找到档案。”

      据他回忆,当时看到一共有7本。这个说法让袁敏受到了鼓舞,因为据她了解,富锦下面当年有7个公社,也就是说,每个公社都有一本这样的知青档案。

      被遗忘的铁皮柜

      袁敏迫切地想找到这份完整的知青档案。

      “我相信它一定还留存在世,这是见证一段重要历史的文物,需要抢救。”

      2017年2月初,袁敏订了杭州飞往佳木斯的机票,又转车到富锦,开始了她的正式寻访,陪她一起寻访的,就是那位曾亲眼见到7本原始档案的杭州知青。袁敏到达富锦后,在这位知青陪同下,直奔富锦劳动就业局。

      上个世纪60年代,知青运动开始后,各地都有知青办,但1978年之后,知青办陆续撤销,它保管的所有东西都转到劳动就业局。

      “对方蛮客气,但觉得为难,说这去哪里找啊,都这么多年过去了,问谁都不知道。”

      几经辗转,最终,在富锦劳动就业局的一个办公室里,袁敏见到了这个自己听说过的铁皮柜。“在一个办公室的角落里,一人多高,灰色的文件柜,里面的人说,这个柜子从他来这上班开始就在,但从没打开过。”

      和文件柜一样斑驳的是它的钥匙,因为长久不用,已经生锈。“一开始插进去根本打不开,我用随身带的润肤露涂了四五次,才咔嚓一声打开。”袁敏记得,柜门拉开的一瞬间,发出嘭的一声,紧接着,里面的东西哗啦一下全倒了出来,塞得太满。“屋里立刻扬起一阵灰尘。可以想象,这么多年,一直没开过。”

      档案里的故事

      袁敏在这一堆文件中翻找。

      “扒出一个大牛皮信封,信封上印着三个大字:资料袋。下面有一行钢笔字:杭州知青登记表。我抽出来一看,厚厚一摞装订好的登记表,每本前面都写着公社的名字,我一眼就看到了兴隆公社。”袁敏当时的感觉就是兴奋,“我一页页翻,先拿手机拍,怕不清楚,又拿出相机拍。”

      陪她同去的知青咦的一声,说不对啊,还缺一本啊。“这位知青七八年前帮人找过嘛,他当时看到还是7本。”

      缺失的这一本去了哪里?什么时候不见的?在场的工作人员没人能回答。

      “失踪了一本,余下的六本就更显得珍贵。”袁敏说。

      袁敏小心翻开这些被遗忘的档案,有的纸张已经粘连,即使再小心,还是会被撕破,有的字迹模糊,纸张边缘已经发黄。

      6本档案中的1000多名知青全部来自浙江,其中兴隆公社这一本,记载的有300多人,基本都来自杭州,大部分都是学生。

      袁敏印象最深的是两点,一是很多人的成分一栏填写的是“贪农”,“其实是贫农,大概当时抄写的人文化水平不高,写错了。”

      二是不少学生的学校一栏写的是五七中学,“但杭州根本没这个学校,也是问了很多人才知道,其实是杭女中,那个年代认为女子中学是修正主义的产物,就改了。”

      找到档案的袁敏,接下来的时间,依照兴隆公社这一本上的名录,寻访了80多人,通过他们口述回忆那段过往岁月,慢慢走近一代知青的血泪青春,灿烂芳华。

      尝过苦难,依然明朗

      在这一年的追访中,有一件事情一直困扰着袁敏。

      “我参加过很多次知青的聚会,也和他们有深入的交谈,虽然听起来有许多不堪回首的经历,但他们依然怀念那段岁月。”

      袁敏看过知青们给她提供的当年的照片,“有的住在马厩里,有的睡在茅草土坯屋里,很多人插队前家境优渥,根本没吃过这种苦头。我一开始不理解,他们想起过往,不应该声泪俱下吗?”

      但是渐渐地,袁敏找到了答案。

      “因为那是青春,对每个人来说,青春就是最蓬勃最有生命的。从那些老照片上能看出,他们脸上的笑是发自内心的,是真正的快乐。”

      当年的兴隆公社中,有一个颇有名气的说法:?东风夜话。那是一个大队里的10多位知青给自己的深夜卧谈起的名字。这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,白天繁重的劳动结束后,就凑在煤油灯下读书,然后激烈地争论。

      简陋的茅草屋,没有什么吃的,就煮一锅土豆。

      在袁敏的叙述中,这是一群有抱负的热血青年,虽然一下子被甩到最底层,却关心着祖国的命运。

      他们对国家的未来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,让人动容。

      “东风夜话的成员,有很多人如今都在各自领域有颇高的建树。他们怀念那段经历,并刻骨铭心,将这段经历看做自己人生的基石。”袁敏说。

      除此之外,在和兴隆公社的知青们接触时,袁敏感觉到,他们也很少抱怨苦难,无论在什么境遇中,都能做到坚韧、隐忍而执着。“吃过了那样的苦,什么难题都不算事了。时代给他们带来了苦难,他们身在其中,得到历练,反而变得明朗。”

      有苦难,有血泪,有意气风发的豪情,有坚定的信仰追求,知青一代身上打着深刻的历史烙印,每一个个体的故事都带着时代的影子,他们的经历让人五味杂陈。

      “这份档案,以及档案中的人,能带我们重新审视那个时代,并挖掘出可以观照当下的精神价值。”这是吸引袁敏的地方,也是她不停追寻和记录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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